翻开6月24日《中华读书报·时代文学》专版，“大文学”——三个套红大字赫然映入眼帘。这是该报记者赵晋华先生在一篇报导中提出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对此，我深有同感，也来唠叨几句。
在我看来，文学所以称“大”，是因为她是有生命的。她的生命之“根”植于人性的深处，是人性原欲中性欲和智欲生发外化的自然产物。文学的生命正与人类的生命相一致：凡有人群的地方，便有文学；有什么样的人群，便有什么样的文学；只要人类还存在，文学就将毋庸置疑地继续发展下去。迄今，文学已有数千年乃至更为久远的历史。一个人，十八岁成年，三十而立，即可成为“大人”，文学已有如此悠久的历史，难道还不可称为“大”？
文学的成长有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她是慢慢长“大”的。文学生命最初的形态是民众口传文学即民间文学。那时，人类刚刚揖别动物界，没有贫富，没有阶级，没有尊卑，没有文字，一切都是共享，一切都靠口传。口传文学包括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故事、民谚等。这种文学是民众心声最直接的反映，不仅世代相传，而且生生不息，新时期以来那些脍炙人口的民谣、民间笑话故事，就是生动证明。后来，贫富出现了，阶级、尊卑、文字出现了，但文字却被富人、“尊者”所独占，他们依靠对“卑者”的统治、剥削来发展自己，也包括文学，逐渐形成以载道、审美为宗旨的“雅文学”。这是文学行程的第一次裂变。雅文学在反映社会人生的深度和形式创新上对民间文学是一种超越和发展，又形成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报告文学、杂文随笔在内的诸多文体共生的庞大亚生命系统，无疑使文学的内涵进一步得到丰富，但同时也令文学在整体上与民众有所疏远。再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在贫富之间出现了第三等人。他们于温饱之余，也掌握了初步的文化，但因为社会地位不同，在思想和艺术情趣上，与“尊者”和“卑者”都有所区别。他们所期望的，更多是一种人生知识和消闲娱乐。这时，以知识、趣味、逗乐、解闷为宗旨的多种通俗文学（武侠、公案、言情等等）应运而生。至此，文学完成第二次裂变，形成雅、俗、民三位一体完整的生命链。
三种文学，就受众面来说，民间文学最广，俗文学次之，雅文学又次之，呈“宝塔”之状。就文学价值而言，雅文学由于得益于文化精英的创造性加工和精神灌注，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更为丰富和成熟的程度，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其优秀之作，常常成为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民间文学则更多地浸润着民族文化和民众心理的原汁原味，包蕴着真实而丰厚的社会内涵，既是民族文学自然质朴的一支，也是民族文学发展演化的源头、土壤和母体；相比之下，通俗文学由于在比较浅表的层面涉及人的情感和欲望，一方面易于刺激、调动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广泛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也容易越出常规，趋俗媚俗，造成大面积负面效应，因而成为民族文学中最活跃而又最不稳定的一支。就依存关系而言，雅文学需要不断从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汲取生活和民众文化的滋养，民间文学特别是俗文学也需要从雅文学汲取精神、艺术滋养，同时它们的提高和普及，也就为雅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三种文学虽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别，但却是一个民族心智的产物，流贯于深处的民族精神应该是一致的，惟其如此，才能共生互补，融为民族文学的统一体。
由此可知，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轨道，应是雅、俗、民三种文学共同围绕民族精神的发扬、丰富和提升，协调互补，各展其能；反之，如果整体发生断裂、残缺，或其中某一部分离开这一轨道，将民族精神引向下滑，那都会给文学生命造成危害。这样说来，所谓“大文学”，当是指含雅、俗、民三种文学于一体的一种新“文学观”。
树立“大文学观”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
它将使“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宏观上得到全方位落实；它将从理论上促使以往仅以雅文学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的积极调整与变革；它将有益于推动民族文学强化内在生机，步入良性循环，从而和谐有序地向前发展。
遗憾的是目前理论界对此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故借题发挥，算是一声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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